本文發布于《泰晤士報》
作者：湯姆·奧爾納特（Tom Allnutt）與馬特·沃爾夫（Matt Wolfe）
本屆賽事是歷史上最多元化的一屆，1248名參賽球員中有四分之一出生在他們選擇代表的國家（地區）之外。
阿里·阿爾-哈馬迪稱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，這段旅程將他從伊拉克帶到約旦，再帶到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，在他的父親被薩達姆·侯賽因監禁之后，最后來到2026年世界杯。
阿爾-哈馬迪的父親易卜拉欣，在2003年戰爭爆發前因在伊拉克抗議侯賽因的獨裁統治而被監禁，當時他正在學習法律，這意味著阿爾-哈馬迪和他的母親阿西爾·莫赫森逃往約旦。這個家庭最終在利物浦團聚，阿爾-哈馬迪的足球生涯就是從利物浦男校隊開始的。上賽季，他被租借到英冠的盧頓鎮隊，此前他曾效力于英超的伊普斯維奇鎮隊。
周二在波士頓，伊拉克以1比4輸給挪威的比賽中，與阿爾-哈馬迪站在對立面的是奧斯高，他也從利物浦男校隊起步，出生在利物浦，母親是法國人，但他通過父親（挪威人）的關系為挪威隊效力。他的隊友哈蘭德用兩粒進球率領挪威隊獲勝，哈蘭德出生于利茲，三歲時搬到了挪威的布萊尼。
賽巴里在紐約為摩洛哥隊打入一球，幫助球隊1比1戰平巴西，隨后又在周五對陣蘇格蘭的比賽中打入制勝球。他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泰拉薩，父母是摩洛哥人，但在比利時長大，之后加盟了荷蘭的埃因霍溫PSV。伊蘭昆達在澳大利亞于溫哥華2比0戰勝土耳其的比賽中首開紀錄。他出生于坦桑尼亞的一個難民營，父母是布隆迪人，他們逃離了內戰，之后跨越5000英里遷往澳大利亞珀斯，當時伊蘭昆達三歲。他的進球是澳大利亞在世界杯上首次由出生在國外的球員打入。“我知道有一天，希望有一天，我會在世界杯上進球，”他說。
這屆世界杯上到處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。有些球員代表他們出生但未成長的國家參賽，或者代表他們成長但未出生的國家，又或者代表他們從未生活過但有祖先淵源的國家——通過母親、父親或祖父母。事實上，在世界杯小組賽首輪的前七天里，每天都有進球者的父母或出生地與球衣上的徽章代表的不同國籍。
就其本質而言，作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世界杯，共有48支球隊參賽，這是歷史上最多元化的足球賽事。然而，即使從比例上看，也從未有過一屆賽事出現如此交錯縱橫的國籍情況。在本屆世界杯的1248名球員中，有292人出生于他們所代表的國家之外，占比23%，是二十年前2006年世界杯9%的兩倍多。在小組賽首輪打入的75個進球中，有15%是由出生在與所效力國家不同的球員打進的。
在某種程度上，這項運動反映了現代國籍認同的復雜性，在這個邊界和界限變得如此模糊的世界里。但足球領域的這種吸納也因管理機構、國家足協和球員自身在戰略和態度上的轉變而加速。
例如，2021年，國際足聯放寬了球員轉換國籍代表資格的限制，允許任何在21歲前擁有不超過三次成年國家隊出場記錄的球員更換所代表的國家。此前的規則更為嚴格，規定球員一旦在正式比賽中獲得一次成年國家隊出場，就不能再轉換。
這些規則的放寬，反過來鼓勵各國采取更具戰略性的“球探”方式，即識別那些具有必要關聯或背景的球員，將其加入數據庫，然后詢問他們是否愿意轉換國籍。
庫拉索作為荷蘭王國的構成國，就啟動了這樣一個項目，旨在招募與該島有血緣關系的“荷蘭”球員，并詢問他們是否愿意效力。為了說服懷疑者，2015年擔任庫拉索主教練的帕特里克·克魯伊維特甚至安排了一場當地球員與潛在招募對象之間的比賽，結果招募對象以7比1獲勝。
本屆世界杯上有65名荷蘭出生的球員，其中25人代表庫拉索隊參賽，而庫拉索對陣德國隊時打入歷史性進球的科梅嫩夏就出生在布雷達，并出自埃因霍溫青訓。摩洛哥、突尼斯和民主剛果的陣容中，都有超過一半的球員出生在其他國家，這是他們有意為之的政策，旨在征召所有符合資格的優秀球員。
對于這三個國家來說，許多球員來自法國。本屆世界杯上有令人驚訝的99名法國出生的球員——僅巴黎或其郊區就占了53人——其中只有23人在法國國家隊陣容中。就出生地而言，50名球員出生于德國，有48名出生于英格蘭。在英格蘭隊陣中，有20名球員本可以為其他國家效力；反過來，哈蘭德（挪威）、塞梅尼奧（加納）和奧利塞（法國）本可以組成一套犀利的英格蘭鋒線三叉戟。
世界杯最大的人才搖籃
本屆賽事中，出生于法國的球員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，盡管其中只有23人是法國隊陣容的一部分。
可以理解，如果一些球員的決定是出于職業生涯的考慮——在第一扇門關閉之后，為通往世界杯打開第二扇門。前曼城中衛拉波爾特曾代表法國青年隊出場，但他通往成年隊的道路被一批出色的法國后衛堵死，2021年5月，國際足聯批準了他轉換代表西班牙隊的申請，那距離歐洲杯開賽僅有一個月。前鋒巴洛貢出自阿森納的哈爾恩德青訓營，曾代表英格蘭U21出場13次，但他永遠無法擠掉哈里·凱恩，而且他出生于布魯克林，現在代表美國隊出戰。巴洛貢在首場4比1戰勝巴拉圭的比賽中梅開二度。
本屆世界杯如此生動地講述移民和難民的故事，或許尤其令人感慨，因為本屆賽事正是在排斥的背景下舉行的。四個參賽國家——伊朗、海地、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——的旅行簽證發放被完全或部分暫停，同時來自中東和非洲的記者被拒之門外。一名索馬里裁判被拒絕入境，而伊朗球員被迫將基地設在墨西哥，只被允許在比賽日進入美國。
如果說這感覺像是世界杯的一個非常現代的寫照，那么它也與這項賽事的歷史和創立精神相契合。1928年，當朱爾·里梅首次提議創辦世界杯時，國際足聯記錄道，他是“受到通過體育團結與調和各國的理念的啟發”。國際足聯稱，里梅“對奧運會足球比賽排斥職業球員感到失望”。
第一位參加世界杯的英格蘭人實際上并不是代表英格蘭出戰的。喬治·穆爾豪斯移民加拿大后，為蒙特利爾加拿大太平洋鐵路隊效力，之后搬到紐約，在那里接受了美國公民身份，并代表美國參加了1930年的首屆世界杯——而英格蘭隊直到1950年才首次參賽。
穆爾豪斯自己的漫長旅程，是通往世界杯的眾多旅程中的第一個。在這屆賽事中，國籍觀念對球員來說從未如此流動，而身份認同感也遠比他們球衣上佩戴的徽章更加深厚和復雜。
